北宋一朝针对弊政前后进行过三次具有全国规模的政治改革。通过对这三次改革的粗略考察，可以大体看清北宋168年历史的基本脉络。
一，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夺取后周政权，到太宗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灭北汉。北宋统治者曾针对晚唐五代以来的弊政，进行第1次政治改革，奠定了创业的规模。这次改革的主要措施，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：
首先是把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权收归皇帝手中。五代不过50多年，由悍夫武将拥立而登上皇帝宝座的，到赵匡胤"黄袍加身"已经是第4位。赵匡胤最了解高级将领发动武装政变夺取政权的现实威胁，因此即位的第2年，就把曾经帮助他夺得政权的禁军主要将领的兵权，统统予以解除。让他们到外地去当有名无实的节度使。同时允许他们"择便好田宅市之，为子孙立永久之业"。即用优厚的经济利益作为交换条件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"杯酒释兵权"。
赵匡胤又对禁军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。他废除了禁军最高统帅的职.务，改由殿前都指挥使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率领禁军，合称"三衙"。但他们之间互不统属，三衙将领分别由皇帝亲自掌握。赵匡胤置枢秘使掌管全国军队的招募，训练，供给和调动等，但并不直接统率军队，统帅军队的将领又无权调动军队。两者互相牵制，真正操纵一切的是皇帝。皇帝权力最大限度集中，其他各级权力尽可能分散，并使之互相牵制，这成为北宋第1次改革确立各项政治制度的一条指导方针。
赵匡胤深知藩镇割据积重难返，让中央政府拥有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，加之当时北方的契丹族和西北的党项族都具有威胁性。因此北宋立国之初，一方面派遣使臣到全国各地，从原来由藩镇管辖的军队中选拔身强力壮又有武艺的士兵补充禁军，既加强禁军，又削弱地方势力。一方面增加有皇帝控制的禁军数额，他确立的募兵制度，特别重视荒年在灾区大量招募饥民为兵。赵匡胤对这项养兵政策颇为得意，认为"吾家之事，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。盖凶年饥岁，有叛民而无叛兵，不幸乐岁变生，（则）有叛兵而无叛民。"
其次是削弱宰相权力。宰相权力过大，可以动摇或威胁皇帝的地位，这是封建社会的历史教训。赵匡胤把军事行政权从宰相手上分出来，划归枢密院，财政大权归三司使。.另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，副职可以置若干人。不但事权分散，而且互不通气，相互制约。组成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，最终还得听命于皇帝，使全国最高行政权同样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。重用文臣，抑制武将，本来也是赵匡胤针对晚唐五代弊政而制定的一项方针。但是对文臣的"重用"，也要以保证皇帝的最高权威为前提。
第三是地方各级政权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。赵匡胤在消灭地方割据政权过程中，规定所属各州归中央管辖，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专门为此下诏令。五代时不仅诸镇节度使用勋臣武将，州郡地方官也多有由军人充任。.宋太祖，太宗两朝，规定全国各级地方官都由朝廷派遣文臣出任，原则上三年一任。又在各州，府派通判，使之和知州互相牵制。唐末五代节度使掌握当地财权，地方赋税收入很少上交朝廷。赵匡胤派遣朝臣监督地方赋税征收，下令各州赋税收入，除留下小部分必要开支外，全部运送京城或指定地点。宋初又先后在州以上地区设若干路，置转运使，统管各地赋税收入，从而剥夺了地方的财权。从中央到地方机构重迭，权力分散，需要相应的官员。科举制度在宋初有较大发展。赵匡胤开创的殿试制度成为选拔各级官僚的重要途径，通过科举考试，扩大了北宋政权的统治基础。
以上改革维护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，他所以能奏效，不能忽视当时社会经济提供的客.观条件。这就是地方士族门阀势力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扫荡，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加快，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所松弛，地方上的地主集团失去和中央政权抗衡的实力。首都开封形成了水运系统，东南物资可以集中到开封，中央政府的庞大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物资供应可以得到保证等等。北宋初期改革弊政的结果，导致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形势，使北宋农业，手工业，国内外贸易，科学技术，文学艺术都有所发展。持续稳定的政局，显然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。
二，宋初改革，有积极的一面，也有消极的后果。削弱相权，分散各级各部门的事权，必然导致机构重迭。而重迭的各机构之间又互相制约，只能使整个国家机器运转不灵。与此相适应，官员数额不断增加，官僚队伍日趋扩大。唐代进士及第，不能即豋仕碟，而北宋进士豋第即释褐为官。隋唐进士，每年所取不过几十人，而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进士诸科500人，遽令释褐。后来进士中第人数大体以此为例。由于皇帝倡导，应进士试的人数日益增多。此外北宋还有"恩荫"制度，每逢郊天大礼，就推恩封荫，子孙，亲属甚至门客等都可由此得官。一岁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，三年一次，也就是不足10年，由恩荫得官者就达一万二千人。无论科举人士或恩荫得官，还可以靠着北宋文官三年，武官五年叙迁的磨勘制度，即使饱食终日的废物，也可凭年资而不断升官。官僚人数的增长十分惊人，真宗景德年间官员万余人，仁宗皇估年间增长了一倍，所以成了当时突出的一项弊政。
赵匡胤对招募饥民为兵养兵政策很得意，无论对内或对外的需要，都不能减少军队，于是军队数量越来越多。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和数量成正比例增长，只是无用之兵日渐增多。粗略计算，太祖开国时，军队不过20万人左右，到宋仁宗时，已经增长了六，七倍以上。禁军按每人每年岁粮赐予以五十千钱，厢军以三十千钱计算，仁宗时110多万军队，每年支出就占国家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五。早在宋真宗即位之初，王禹偁已经上疏指出："兵威不振，国用转急，其义安在？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，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故也"。（续资治通鉴长编）当时庞大的军费开支已经严重影响财政收入，成为另一项引起重视的弊政。
冗官耗于上，冗兵耗.于下，财政入不敷出，仁宗庆历以后，年年如此。增加岁入的途径是增加各种赋税，扩大专利税收。根据张方平的统计，从真宗到仁宗四十年里，仅仅商税，酒税就增加四倍左右。赋税增加，人民负担加重，加以宋初对土地兼并采取放任，纵容的政策，这些都使阶级矛盾趋于尖锐。任枢密副使的富弼曾对宋仁宗说："自四，五年来，贼入州城打劫者约三，四十州。向来入城尚皆暮夜窃发，今则白昼公行，擅开府库，其势日盛。"又说："非盗贼果能强盛，自是朝廷只守弊法，不肯更张。"富弼"每念及此，不寒而战。"（长编卷一四三）
与此同时，西夏元昊一再击败驻守陕西的宋军，北宋把40万大军放在西北战场，派范仲淹，韩琦这样的名臣前往指挥，也只是阻止了西夏继续进攻。当时辽又趁机要挟，索取由周世宗收复了的一片土地，富弼使辽"屈己增币"，辽才放弃土地要求。
面对这种形势，朝野上下一股因循保守的思潮占相当优势。太宗太平兴国四年灭北汉后，曾想一举打败契丹。但是同年幽州城下高粱河一战，宋军大败，雍熙三年（986）再大败于岐沟关，从此结束了北宋对辽的攻势。宋太宗也由此丧失了创业的勇气而趋向保守。他说过："清静致治，黄老之深旨也。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，无为之道，朕当力行之。"（长编卷三四"宋大诏令集"）有至道元年吕端拜相的致词，要求这位宰相"思尧舜以致君，无使其不及。体黄老而行化，用致乎无为"。这些都成了当时朝廷的基本指导思想。太宗时逐渐抬头的清静无为思想，到真宗以后又有所发展。真宗朝长期为相的王旦，据"宋史"卷282记载，"真宗以无事治天下，旦谓祖宗之法具在，务行故事，慎所改变，帝久益信之，言无不听。"
到了王钦若之流，竭力伙同宋真宗大搞天书，封禅，等装神弄鬼的活动。大兴土木，挥霍浪费，原有的各弊政更加恶性发展。和政治上的因循保守相一致的是宋初以来士大夫中，华而不实的诗赋辞藻，墨守旧章的经籍训诂，论治道则主张沿袭旧规章，论人才，则主张循资格。言以平易为长，文以缛丽为美，这种风气持续很长时间。
在"积贫"，"积弱"，"内忧"，"外患"日益严重的形势下，统治集团中另一些人提出了针对弊政进行改革的要求。仁宗朝如范仲淹，富弼和欧阳修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改革的要求。一些地方官在局部地区进行改革的尝试，如陕西转运使李参的改革，和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大体相似。两浙路转运使李复圭在他管辖的地区，实际.上推行了熙宁年间广泛实行的募役法。
针对当时弊政提出全面改革主张的，是由范仲淹，富弼主持的庆历新政"。这是北宋进行的第2次改革。
范仲淹是北宋中期有影响的政治家。他敢于"言朝政得失"，又曾在陕西阻止了西夏的进攻，所以享有很高的声望。宋仁宗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，也"欲更天下弊事"。于是在庆历三年（1043）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。让他和富弼等人提出改革方案。范仲淹建议从10个方面进行改革：明黜陟（这是针对磨勘制度），抑侥幸（针对恩荫制度），精贡举，择官长，均公田（指州县职田的分配），厚农桑，修武备，减徭役，覃恩信，重命令。这就是着名的十事疏。仁宗接受了大部分建议。先后发布一系列诏令。宣布对官僚选拔和升迁制度进行改革，适当限制官僚子弟恩荫得官的特权。前5项目的为澄清吏治，是范仲淹改革的重点。六，七，八项是富强问题。最后两项是信赏必罚，用以保证改革的实现。在范仲淹之前，韩琦已经提出过八条：选将帅，明按察，丰财利，抑侥幸，进有能，退不才，去冗食之人，谨入官之路，和十事疏大体相似。都把重点放在吏治的澄清上。
"庆历新政"以整顿腐败的官僚制度为主要内容，尽管改革十分.温和，但多少要触犯官僚权贵们的特权利益，必然遭到激烈反.对。当时朝廷.里有一股坚持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，加以传统势力的顽固，使一些原来主张改革的人犹豫动摇，坚决主张改革的力量终究有限。本来北宋权力集中于皇帝，宋仁宗的态度有关键意义。然而仁宗对改革并不十分坚决，一旦反对者大造舆论，甚至散布范仲淹等人结成"朋党"，危及宗社等等谣言恶意中伤，仁宗也就对改革产生怀疑。从庆历三年9月到庆历4年，"新政"实行一年多，范仲淹和富弼被迫离开朝廷，已经宣布的改革法令也相继被取消。北宋第2次的政治改革，显然由于宋仁宗不再给予支持而夭折。
三，北宋时期第3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政治改革，就是熙宁，元丰年间由宋神宗和王安石主持的变法。
"庆历新政‘夭折，各项弊端依然如故，改革的要求并未停息。南宋陈亮说："方庆历，嘉佑，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。"（龙川先生文集）这时提出改革弊政主张，最着名的如苏轼有"嘉佑制策"，王安石有"上仁宗皇帝言事书"，连宋英宗也曾"问执策：积弊甚重，何以裁救？"可见，他也希望能革除"积弊"，这时任宰相的富弼已经毫无改革的锐气，答覆英宗说："恐须以渐厘改。"（长编卷二0一）英宗一直有病，未及改革就病死了。
继位的宋神宗刚刚20岁，面临内忧外患，财政危机日趋严重，很想有所作为。元老重臣，如韩琦，富弼，都已成了守旧派的代表人物，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仁宗时已经提出改革主张，在士大夫中声誉很高的王安石。
宋神宗于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。创立"制置三司条例司"主持新政。熙宁三年12月，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（即宰相）。神中信赖王安石，王安石也勇于承担重任，抵制来自任何方面的非议，冲破各种阻力，协助神宗在全国范围里推行改革。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：一是理财，二是整顿军备和加强社会治安，三是培养和选拔人才。
关于理财的措施是：
一，均输法，针对.东南6路物资供应朝廷过程中，富商大贾操纵物价，谋取暴利，把轻重敛散之权收归国家。
二，青苗法（又称常平法），是对土地兼并势力的抑制，因豪强兼并势力利用农民困难，放高利贷，既不利农业生产，也影响国家税收。
三，农田水利法，就是鼓励开垦荒田，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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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农田水利，被认为是"理财"的根本途径。
四，募役法（又称免役法，雇役法），是针对差役法而进行的改革，改变农村按户等轮差服役的制度，使各类人户都出役钱，包括原来享受免役特权的豪富在内，从而抑制兼并势力。
五，市易法，是把一部分商业利益从操纵市场的大商人手中收归朝廷，同时扶助中小商人，促进商业活动，增加商税收入。
六，方田均税法，是丈量土地，登记造册，使征收土地税有所依据，反对兼并土地又隐瞒田产，逃避赋税。
关于整顿军备和加强社会治安，包括以下各项措施：
一，保甲法，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，同时也希望加强民兵，逐渐替代募兵制，既减少经费开支，又增强战斗力。
二，设军器监，使提高武器质量得到保证。
三，保马法，是针对官府设监养马耗费大，效果差，结合保甲法改由民间养马。
四，将兵法，针对"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"，使"兵知其将，将练其士卒"（文献通考卷一五三）
关于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措施如下：一，改革科举制度，使选拔人才适应推行新法的需要，把科举考试作为发现拥护新法人才的重要途径。二，整顿学校，使学校成为培养推行新法人才的重要场所。
王安石，吕惠卿等人提出的12项措施，和范仲淹的10项措施相比，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。但是前者更有针对性，更为全面，更具有深远意义，对当时富商大贾，豪强兼并势力确实有所抑制，因此招来强烈的反对。朝野上下颇有影响的人物，如富弼，欧阳修，司马光等群起攻击新法，皇室内部的太皇太后，皇太后等也参与反对。一些中央和地方官员抵制新法贯彻，制造流言蜚语的更大有人在。几乎任何一项改革的推行，都遇到重重阻力，每前进一步，都要伴随着一场剧烈的辩论和斗争。
王安石有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，对他设计的改革方案有坚定的信念，对于各种反对意见，包括恶毒的人身攻击，他毫无迁就妥协之意，坚决予以反驳。但是900多年前的王安石，毕竟只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宰相，决策大权在皇帝手中，宋神宗的态度是改革能不能坚持的关键所在。20岁的宋神宗.是不同于柔弱的宋仁宗，他很想改变现状，又很有主见，在长达七，八.年的时间里（从熙宁二年到九年），大部分时间在主要问题上对王安石是信托，倚重，支持的。然而最高权威的改革予以支持，和全部改革方案的设计者终究不可能完全一致。当反对派势力极为强大，朝廷内部甚至皇室内部把神宗包围起来时，神宗也发生动摇。导致王安石熙宁七年请求辞职，虽然不久又回到朝廷，但神宗再度动摇时，推行改革的骨干力量中也出现分歧，王安石最终于熙宁九年（1076）离开朝廷，到江宁府（南京市）闲居。此后直到元丰八年（1085）神宗去世。募役法，方田均税法，保甲，将兵等项都在继续，青苗，市易作了修改。
"宋史"卷三二八记载安焘给宋徽宗的奏疏说："熙宁，元丰之间，中外府库无不充衍，小邑所积钱亦不减二十万。"这样概括改革的效果可能稍有夸大，但是至少暂时解决了国家财政危机，当是可信的。农田水利建设也有一定成效。至于禁军，战斗力未见显着提高，保甲法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，寓兵于农取代募兵的愿望却是难以实现的。
哲宗时期形势大变，宣仁太后支持司马光废除全部改革措施，朝廷内部分裂为不同的政治派别，互相倾轧，政局陷入动荡之中。到宋徽宗起用蔡京，形成极端腐朽的统治集团，把北宋王朝推向覆灭的深渊。
北宋三次政治改革，只有第1次确实看准了弊政的关键所在，掌握最高领导权的皇帝和主要大臣不但提出很有针对性的改革方案，而且贯彻执行也是高屋建瓴，势如破竹。问题是对于集权与分权，中央与地方，文官与武将等重大问题的决策，都有片面性，"矫枉过正"，导致走向反面。后两次改革，不但可以看出改革弊政未必都能抓住要害，而且还能看出因循守旧思想的危害，当然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皇帝个人意志，竟如此影响巨大。
